但市场零售价能到两百多钱甚至三百钱，所以算下来还是有一两倍的纯利。从这个角度算，甄家的经营行为其实赚走了蔬菜最终售价里六成的收益，比直接问菜农收额地租还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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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甄家还承诺照三百钱一石粟米，或者四百钱一石麦/稻谷的平价，卖粮给农民。

比如植茶叶、蚕桑这些的，乃至像甄宓那样搞租地给佃、雇农包销全蔬菜的，都可以定义为经济作庄园，法律还可以规定这些庄园可以用灵活的地租计算方式。

这个作里面，甄家的所有地租，其实都隐藏在剪刀差价里了，没有直接问佃收租，佃就心悦诚服，不会觉到被收租的痛苦。

这个脑开得有大，很多年内都不一定用得上，所以刘备乍一听时还不理解，李素就拿他自家的经营模式来举例。

还承诺照五十钱一石菘菜、六十钱一石萝卜等收购价格，包销农民的全收成，农民也承诺所有收成只能卖给雇主甄家。

甄家收购来的菘菜萝卜，加上运费、腐烂损耗、周转费用、商税，最后到长安雒这些超大城市的市场里，成本大约会涨到一百多钱一石，比地价翻了一倍多。

与此同时，区分了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田后，对于农民实在内卷得厉害的地区和时间，那儿的地主选择面实在太大、卖方市场实在势，那就允许他们转为经济作庄园嘛！

当然，这个法律肯定得一项政策，那就是政府得设一条红线，行规定地主超额持有的土地里，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田的比例，来保证粮安全。

而稍微懂现代经济常识的看官，都不难看这里面甄家的利是怎么确保的：就好比后世农民菜，田间地一斤白菜、萝卜也就几钱收购价，到了大城市的菜场里就能卖几块钱了。

原来，甄宓之前为了让长安雒周边的百姓、肯乖乖听从安排、把全租的地全用来菜，也是给了相当的惠民政策的，还把地租藏在了一些比较隐蔽的征收方式里，让农民租的痛苦变得隐一些。

而李素之所以建议刘备考虑这么立法，自然也是因为李素见识得多了，他知从古到今，粮的利都不大，所以粮的农民扛不住地租，最容易被地租激起反抗。

明朝虽然亡于农民起义了，但明朝最后爆发问题的主要是西北的粮作产区，而江南的经济作产区和工商业发达地区，底层劳动力还是活得下去的。

是这么作的：甄家承诺，只要雇农把全租的地拿来蔬菜，甄家就不直接收取地租，让农民白甄家的田。

（注：菜价看起来比米价便宜很多，是因为蔬菜的积产量极。一亩地粮才几百斤收成，萝卜白菜亩产可能有几千斤。） [page]

可见对于剩余资本，国家应该往工商业上引导，让工商业和经济作农业收赤贫，收失地农民，给条活路。

也正是因为农民不痛苦，所以在如今这个地并不太稀缺的时代，农民依然肯来租甄家的田，而不是只完自家分到的那自留地就满足了。

而工商业和农业里的经济作植，利率可以于粮。这“植园经济”的佃、雇农对剥削的忍耐力也就比粮农，事实地租一，好歹还活得下去，不容易被反。

对于植粮的基本农田，就严格执行政府上文规定的最地租，哪个地主敢违反，就直接置。

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宋朝的工商业发达，手工制造和经济作植也繁荣，收了大量劳动力，还盘活了底层。

那些一味搞“重农抑商”的政策，反而不利于王朝中后期。因为钱这东西一旦剩下来、形成资本，以华人的天禀赋是肯定要去想办法钱生钱的。

这也是有后世历史教训证明的，比如宋朝统治那么久，最后只有外敌寇而亡，却没有亡于农民起义。

如果抑制了工商，这些钱没地方去，不是放利贷就是继续买地囤房，加剧

地地租理分为“基本农田”和“经济作农用地”，然后区别对待。

如果灵活一，还可以搞总量控制，在地方上搞额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