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大苏是绝对的国际星。

他曾经痛心疾首地指“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

既是自己的老乡前辈，又有那么大的名气，该怎么，似乎一目了然了。

这一篇文章刊登来，瞬间引爆了舆论，堪称现象级爆款作品了。

虞允文写了什么呢？

苏轼在嘉佑制策当中，提今世有三患终莫能去……他针锋相对，提求兵，求丰财，求泽吏。

虞允文听完之后，一躬，“多谢先生指，晚生拜谢。”

这个年轻人叫虞允文，他家的祖上是唐初名臣虞世南，虞允文的老爹也是朝中官吏，照过去的经验，他是可以直接恩荫仕的。

敢情这位还是苏轼的粉丝……想想也不稀奇，此时的苏轼可不只是大宋的明星，在金国还有个金富轼哩。

虞允文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要是没动静，那才奇怪呢！

如今虞允文追寻着前辈的脚步，也离开了蜀，辗转京……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考科举，谋个官职，延续他们家族的荣光。

由此可见，虞允文的志向绝对称不上远大。

很显然，苏轼认为的三患，就是冗兵，冗官，冗赋，和当时世人的看法，完全相同。

虞允文也是这么打算的，既然能躺赢，又何必奋斗呢！

而且留在家中，还能孝养双亲，其乐，有什么不好啊！

虞允文闷无言，他说的都是真话……要知他可下过苦功夫，研究东坡先生的，怎么还不让人说实话了……

除此三之外，苏轼还曾经极力主战，可是到了王安石变法期间，却又说好战必亡，甚至他还说不胜败，都有灾祸。

两位国舅亲自，“小虞先生，去我们那住下，你放心，我们兄弟会保护你周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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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凡事都有意外，赵桓掌权之后，自然是不断调整规矩，恩荫什么的，本不存在的，对待地方官吏也十分严苛……虞允文的老爹就因为军粮失期，被罢免了官职。

但是在王安石变法之后，苏轼却称赞仁宗朝，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

一夜之间，少爷当不成了不说，家业中兴的重担都压在了虞允文的肩……这回想躲都躲不过开了。

莫非是故意寻章摘句，诬陷大苏？

等到了王安石推动变法的时候，苏轼竟然又站来，主张结人心，并且说“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贿伯石以安室”。

对面的人微微一笑，“用不着客气，我听得来，你是蜀的人，多替大苏学士说话，我这人没别的，就是喜大苏学士的词作，可不能让他受委屈了。”

如果说这些或许可能还有误会，但是在抑制兼并这件关乎封建王朝生死的大事上，苏轼也一如既往地表现了反反复复。

这就很玄妙了，你在仁宗朝写文章，痛批三冗，怎么到了神宗朝，就觉得仁宗朝很好了？

虞允文回到了住，憋了三天，一篇文章写好，随后又是两天，在消息报上，版条，刊登了虞允文的文章。

“朋友，我看你远路而来，十分辛苦，你也就别费事了……我跟你实说了，官家前些时候说大苏学士有文采，不能为官，尤其是不能决断国家大政。因为这事各派都在争论不休，还都在说，科举到底行不行……现在谁都知，接下来的科举，考的就是新旧之争，就是科举取才，你在这上面下功夫，必然无往不利。”

他还有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论断，“胜则变迟祸大，败则变速祸小”。敢情在大苏学士看来，打胜了反而灾祸更大了。

再往下看，苏轼曾经还称赞过商鞅变法，认为其人专，其政一……故此才能变法成功……此时的苏轼，是鼓励变法者学习商鞅，以一壮士断腕的魄力，一往无前，推变法。

虞允文京之后，不声不响，先找个了普通的客栈住下，随后又去各地的茶楼酒馆，打听消息，看看有什么议论，能不能嗅到风向，预估一下科举的走向……

他只能乘船蜀，一路顺南下……说起这条路，还真是神奇……李白曾经走过，几十年前，苏轼也曾经走过。

很难想象，一个曾经盛赞商鞅的人，居然会批评破坏祖宗之法……

跋山涉，赶往京师。 [page]

但是到了王安石变法期间，他又说君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显然，此刻大苏所说的众心仅限于士绅官吏、豪地主，至少也是士林众人，并不包括普通百姓，不然大苏也不会攻讦王安石，说他坏祖宗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