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人放心,军屯的田地便全让来,那帮想媳妇想得睡不着觉的家伙也乐得如此。”文贵摆了摆手,带着一阵笑声转而去。

若攻成都,清军肯定会从广元发,沿着嘉陵江直奔剑阁,在剑阁弃船改行陆路,走蜀从剑阁直奔江油,然后到绵竹,突川西平原。就短期来看,清军想反攻成都,在兵力和资上是难以行的。而雅州距离成都不远,路又畅通,无论是调资,还是增派援军,都比清军更为快捷方便。

李国英兵败雅州,又在嘉定府中伏死,川中清军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多数都撤往重庆,归于明瞻指挥。成都清军本就不多,见到文贵所率的明军前来,便弃城由德、绵撤到了江油。

虽然心中也急于取,但其境,李定国才知朱永兴所说的经营大于战事,以及当初蜀王刘文秀着非议,驻足于此的原因了。最大的敌人不是收缩于重庆一带的清军,而是在随都是人烟稀少的川境内推所需要的粮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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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该如此。本官这便派人收拾房屋,便让他们住在城北如何介时军屯中的田地——”杨名知征询着文贵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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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从雅州直到成都,完全靠路联通,还要提防清军再度来犯,确实是有风险。但综合整个川中形势,这个风险是值得冒的,也有应对之策。

所以,能够攻成都的清军不是川北那些象征的少量驻军,而是秦、蜀接壤的重地,广元的清军。无论运输向保宁还是重庆的粮草,清军都是在广元装船,然后顺而下运输到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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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巡郝浴也曾经主张收取成都平原垦荒屯田,以蜀粮养蜀兵,可是垦荒屯田除了兵力保障地方安定,还需要先投大量粮、和耕、农作屯田之本。没有清政府的财政支持,垦荒屯田的想法终究成了画饼充饥。

史载:蜀王刘文秀由建、黎雅州,至洪雅鱼丘坪,修王城帅府,阙壮丽,劳民伤财。统兵数万,不敢节成都,而来鱼丘坪帅府,使蜀中有司、绅士尽来朝贺……

:“待我去派些稳重的将士前往迎接,莫要被那些莽的家伙给吓到了。”

川北一地,清兵盘踞最久,人民受害尤惨。且夔门未开,蜀尚梗,保宁昔称僻壤,今惟此一线羊,竟作三孔,既要供应重庆清军,自然难以在凋弊的川北驻扎大量的军队。

事分两面,蜀王刘文秀在洪雅兴建“殿”、营房,联络“蜀中有司、绅士”,目的是在四川残存百姓中树立永历朝廷的威望,同时着手屯田发展生产。而且,他驻足洪雅也有当时的现实考虑。

晋王李定国再次抬,望着墙上所挂的拓写的《天生碑》记,为自己故去的兄弟蜀王刘文秀壮志未酬而先死而遗憾,也更以往之非,是以常注目于此,既为缅怀,亦为反醒警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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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刘文秀川后的驻节地不能离云南太远,以免孙可望一戈内向,救援不及;其次,他率领大军川必须选择社会生产破坏较小,基本上能够就地解决粮饷的地区;第三,只有在立足已定,并且没有后顾之忧的前提下,才能逐步向成都、重庆一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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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留给蜀王刘文秀的时间太短,孙可望叛,他奉诏川滇,接着又被李定国解除兵权,再没有回到四川。

洪雅,天生城。

如果要加快经营,首选却不是雅州这稍嫌偏远的地方,而是成都平原。那里地势平坦、河网纵横、产丰富、系发达,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誉。只要初期的粮草资供应得上,那里开垦的荒地在第一年就能打粮,照一年两熟计算,也就不再需要向政府伸手。

“……永历十年,岁在丙申……余秉钺专征,剪桐蜀土,为本之地。期于陆分,力恢陕豫,略定中原……虽兵民异迹,家室偕情,攘外夷,先安内志。务使同仇敌忾者,无辽顾之忧,则一鼓而前,士气百倍。爰相厥宅,暂茅连茹,以为本之计者,谓治国先治家也。从此长驱北伐,直捣黄龙,奏肤功以绘麟阁,期与诸将士指顾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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