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盈利，广南植面积增加，也会在四川置作坊生产，那么产量会渐渐提上来，所以王还没有开始，已经将光放到海外，若是可能，为什么不能反馈到天竺、大，甚至遥远的欧洲？

因为这个价格定得比较合理，因此这一年蔗糖是供不应求，赵度只负责了植收购甘蔗，生产蔗糖，连运输皆是各个商贾的事务了，这些商贾也不傻，也知先机，于是没有多久，京城就现了蔗糖。

但这个不是王关注的。

王关注的乃是最终销售价格，前面一批蔗糖到了京城，后面王就亲过去看了一下价格。

最好的不是一百五十文，当然也不可能是一百五十文，商税与运输成本、人工成本得计算去的，然而这个价格依然让王无语，是五百文，能略还一价下去，那也是四百多文，最差的那个甜味很淡的褐蔗糖都卖到了七八十文。

“真黑心啦。”王摇摇走了。

不过这给了王安石木棉司一份大义。

当初王安石将木棉销售收为国有，许多人也反对的，说是与民争利，现在看一看，与什么民争利，只不过与一群心黑得不能再黑的商人争利！

可王仍我很反对。

这暴利是寄托在以稀为贵上的，一旦蔗糖产量跟上去，就不可能产生这暴利了。

不是不能收为国有，后世那么多的国有企业，难得全私有化吗？

但这得有一个前提，效廉洁。

试问现在的宋朝能到这一条么？别的不说，就说茶叶，这得产生多大的利，结果呢，宋仁宗时最低一年纯收只有几十万贯，得许多大臣不得不提通商法，朝廷不了，给商人茶农自负盈亏去，国家只得商税。

还有盐与酒，这个收益不错，然而在账面上只是收，也没有计算各个官吏的成本，如果将它们计算去，最后又有多少收益？

而且茶盐酒是买扑买钞制，销售这块朝廷很少手，王安石却直接手了销售这一块，无形的成本会更。以宋朝的各冗，从植到生产再到运输销售，得产生多少浪费，又有多少人会从中贪墨，并且会造成增加多少官员与胥吏？

其次现在的宋朝适用公有制产业么？

还有，若是照王去年的法，其利是商人与朝廷均摊的，那么朝廷就有大义用榷法将棉理起来。以后会有私商情况，但不会产生严重的混。现在朝廷一起领手了，又是暴利，又是“与民争利”，会产生多少私商，会产生多少纠纷？

其实就是去年的价格，也是商贾推动上去的。

于是上就看到了效果，蔗糖来到京城，棉也来到京城，起初一床棉被售价是十五贯，与去年的价格相比，确实很公，不过随着棉源源不断而来，又有一些商贾造谣生事，渐渐就卖不动了，章惇很明智地及时下降到十贯钱。十贯钱价格终于让许多人能接受了，销路这才渐渐打开。

与去年相比，利确实提，而且今年产量也是去年的数倍。

然而明年呢，后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