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了。比如工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他们就不再有可能当上中了，即使是科级也与他们无缘了，他们最好的结局就是当技能带人了。能够当上中的只能是了，而且受制于文凭和岗位，没有过的文凭，没有“显赫”的岗位，以正常渠升中层的概率很小，除非你有过的后台。就像贾建新，如果没有李珞这个舅父，以一个工龄不到十年的大专生是不了副级的。这情况很像昔日的科举，以明清为例，当正印官的一般都是士，当然这个比喻有些不当，但就是这么回事。

科级是一层，这一层比最底层的待遇当然好多了，但尚未有真正意思上的改善。那至少要到级，因为级开始享受绩效工资了，一年最少好几万，比较重要的岗位超过了十万。加上每月的预发工资，在平泉可以过上很悠闲舒适的日了。但科级升级的难度比晋升科级大的多，三分之二的科级就止步于这门槛了。级的开始发现，副职和正职存在着大的差距。绩效工资尚在其次，关键是权力差距太大了。级，开始品味到权力的门径。但副职是不掌握权力的，像仝正杰那样说了算的副职只能算是异类。不掌握权力就享受不到权力带来的好，好就在那里但你就是地看着而得不到，于是段辉便嫉妒刘新军，于是副职们便日夜想着转正。但这一步比科级升级副职更难，又有三分之二的副们止步了，最终以副职退“现役”。

再往上就是副总师或者总经理助理了。这两个岗位区别不大，都是于正低于副总经理。到了那个岗位，收将大幅度提，这样说吧，一年的收买个b级车像闹着玩似的。正升副总师的正常渠有两条，或者说有两类人可以获得这个机会，一类是问质的，少数劳苦功的老正在临近退二线之前会得到“安奖”，另一类则是准备一步晋升的关键岗位的、得到公司主要领导赞许的正，比如蒋延生，比如刘新军，比如刘书林。

这座塔的最层就是公司领导层了，那是十几个人的小团，是数万职工仰望的峰。但仔细研究，这个小团也是分层的，副总们是一层，党委书记和监事会主席又是一层，而最层则是董事长。他不仅掌握着数万员工的命运，掌握着那些渴望登塔更一层的“官员”们的通行证，甚至掌握着副总一级的命运。

“塔论”是范永诚的发明，吕绮认为很形象。

吕绮在升副后便悄悄为自己定了个目标——当上副总师！她不为权力，而是为生活。在红尘中打拼的人们谁不是为了生活呢？那些自称不差钱而要事业的是些什么人呢？自她认定丈夫是革命派后，吕绮只能依靠自己了。她自认自己能力不差，而所的岗位又极竞争力，所以很是努力了几年。但随着自己对”世”的清醒认知，随着自己跨过了四十岁大关，这个目标是越来越遥远而不靠谱了。别说是副总师，能升行政正职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吕绮再次悄悄修订了目标，适当的时候，自己主动找个油丰厚的基层单位去当个支书记了此一生吧。

直到陶唐的到来，重新燃起了吕绮“步”的渴望。

吕绮从未想过自己会公司一级的领导层。她和那一层距离甚远。在陶唐上任前，吕绮很少近距离接公司的主要领导，他们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其实对她很是陌生。所以，吕绮不止一次地想，陶唐如何就在如此年龄攀上红星官场的最峰呢？而陶唐给了吕绮近距离观察最层生活和工作的机会，几个月来，吕绮好多次跟陶唐私下谈过自己的业务，也谈过不是自己的业务，这是她之前本就想象不到的“待遇”。因为陶唐，吕绮的地位和影响直线上升，本单位如此，外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