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名牌固然廉价，也还是要钱买的，不然姜帆就不会信奉那样一个座右铭了：这世上人与人，事与事，都是易！或如阿的人生总结那样：这世界上要是真有人你，也是一时一阵的。就像喜名牌的人也都是追逐时尚的人，喜新厌旧便成了一生活常规。

所以这时，只有我的话题还在执著于信诚的行踪，我问两位律师：“既然你们被指定为遗嘱和捐赠的执行人，怎么会不知委托人的下落呢。你们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那捐赠执行的情况，又怎么向他报告呢？如果他生病了，甚至，如果他不在了，你们怎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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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秘书一样，也沉默了下来，再也提不新的问题。

韩律师冷冷的话：“当然，在捐赠之前，我们会凌信诚的要求，给所有为他工作的人员，结清工资及相应的福利费用。凌信诚还要我们替几位为他工作时间较长的人，多支付一年的工资及福利，并且为他们办理终生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您姓李对吗，我想办理这三个险的受益人当中，应该包括您的。”

林律师答：“凌信诚说他会主动和我们联系。如果他不在了，或了什么事情，他的保姆会打电话通知我们。如果我们超过半年没有接到他和保姆打来的任何电话，就说明他已经不在了，可以他死亡理后事。”

我和李秘书在路的岔分手，各自叫了一辆租汽车，朝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汇人这座城市的人。李秘书要去寻找新的工作，新的东家，我要回到我那间充满油漆味的新修的书房，修改那已被搁凉的小说。

李秘书呆呆地，沉默下去。我知，他这么关心信诚的下落，是因为信诚的下落与他自己的着落息息相关。现在信诚的下落依然没有下落，但他自己的着落，却有了起码的落实。

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不再沉沦于对质生存的终日焦虑，他才可以去寻找和享受情。他才可以让情这样一个尚的东西，远离金钱而保持纯洁。尽有时，象凌信诚这样衣无忧的人也同样畏惧情，因为情有时也像秀街的名牌一样，材料与工，完全可以真，但，不是真的。

好在，和我的愿望恰巧相同，优优的厄运突然一日嘎然而终。那是在凌信诚悄然走的三天以后，我意外地接到了分局吴队长打来的电话。吴队长还是在当初侦办乖乖中毒案

惟一让我下笔踌躇的就是优优和她的大。我不知优优的大在钱志富被抓后落到哪里去了，也不知优优是否会被以极刑，还是要在那座于她并不陌生的牢大狱里，了此一生……

结尾

我们走了中亚律师事务所，走了那座写字楼。这里是北京的金街，这里楼林立，人拥挤。宽阔的西二环路上车龙，恣意张扬着都市的繁华与生机，而边匆匆行走的每个路人，脸上却无不挂着彼此无视的刻板与漠然。在这个质文明度发达的地方，每一个停顿的脚步，每一句短促的谈，想必都关乎金钱，关乎生意。

就可以立即执行。我们受凌信诚的委托，作为此项捐赠的执行人，已经开始着手和有关门联系，办理相应的手续了。”

也包括我们刚刚和律师谈到的事情，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份遗嘱。

所谓遗嘱，无非是对财产的一安排，讲的也是金钱，而非情。在我们所的这座城市，情是一少见的奢侈，在这里生活的大多数人，都不把情当作生活必需。

在这小说中现并活跃着的绝大分人，我都为他们找到了必然的归宿：同合污的姜帆仇慧，以及被他们收买的证人钱志富，在机关算尽之后，“反误了卿卿命”，他们在本书的终，当然恶有恶报地走向牢狱。周月和小梅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努力工作，读者大可预料他们的未来前途光明。凌信诚的最终命运不外剃发为僧，或受戒人，隐于五台山或三清山的庙庵之中，每日与经文素为伴，无论对他人还是对自己，都已无所谓生死衰荣。他的保姆则继承了他余下的财产，回家安度晚年去了。而那位阿，我因为对她憎难辨，因此打算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让她与那位包养她的老六，某日无事生非，老六忍无可忍，终于拍案翻脸，甚至利刃相见。虽然没写最终结局，但我的倾向已然明显，读者或可得到暗示，判定阿断然不会拥有起码的幸福平安！

我的小说最后的收尾，文学的基本法则要求，只能收于优优。因为优优是这个故事最初的讲述者，也是整小说的号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