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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明教(3/7)

达中国东南沿海。在西方基督教统治地区,它被视为基督教异端,而在东方误解其为佛教一支,足可见其传播手段的灵活多样。

相比较而言,尼教向西传播的难度,要大于向东传播。西欧及拜占宗教势力十分大,尼教二元论的教义明显与基督教一元论观相悖。尼教在重重压制之下,难有立足之地。相反其在向东发展时,东方各国或者文化未臻成熟;或者如中国一样宗教势力弱小,宗教意识谈薄。大多数国家教乐于接受这些新兴宗教,像回鹘这样的国家,甚至奉其为国教,这在西方是不可想像的,其余地区的尼教虽没有获此殊荣,但也取得合法地位(或得到默认)。

尼教的东向传播,与所到之盛行的宗教,尤其是佛教密结合。据考证,尼教初创时虽受了一些佛教的影响,其西向传的教义与经典却极少有佛教内容。但东向传播的尼教则大量使用佛教用语,假托佛名、佛法,乃至自称“尼光佛”。吐鲁番残片t宣扬“明使的佛”;尼教经文《观佛三昧海经》则云,“尼光佛世时,常旋光明,以作佛事”;西域发现的尼教画常见尼教神祗脚踩佛教的莲台;尼教称神祗为“先意佛”,“夷数佛”。尼似乎与弥勒佛特别有缘,残片m801即称尼为打开乐园大门的弥勒佛;而m42则记载明使的训话:“由于你从佛陀得到本领与智慧,女神曾妒忌你。当佛陀涅般时,他曾命令你:在这里等待弥勒佛”。此弥勒佛即尼。相反的,西域佛教也带有尼教彩。如昌回鹘第四节《八经》,将汉文的说改译为善恶二元说。在昌古域、伯孜克里克、土峪沟等佛教遗迹中均发现有无论在主题与布局上都与尼教地狱十分类似的冥府画及图卷。

有了中亚这佛教化的基础,尼教中国便少了许多障碍。传统观认为,尼教正式由官方传中国为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朝。”(《佛祖统记》卷39)尼教在中土大发展是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回鹘将尼法师带唐朝“元和初,再朝献,始以尼至”(《新唐书。回鹘传》)。于对回鹘的羁縻政策,唐廷正式接受了尼教,在长安建立寺庙,赐额“大云光明寺”。其后足迹遍布长江以南,荆、扬、洪、越等州先后建立大云光明寺,尼教盛极一时。

尼教盛行于中国,是其先天(其教产生时即受佛教影响,并接受分佛教内容)和后天(中亚和东亚的尼传教士和经卷翻译者努力使尼教教义和仪式佛教化)两方面条件共同造成的。尼教善恶二元理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并无冲突,反而和两极概念很有貌似的地方(虽然他们的实质差别不小)。

尼教的极生存适应能力,使其教义在中国传播时,尽量符合汉人的思维习惯。通过尼传教士们的大量努力,使尼教与中国本土已存的佛各教之间距离日益缩小。

在佛教方面,除了上述在西域及中亚地区的考古发现外,善恶二元论能在佛经里找到对应:是梵语“罗”的简称,与佛对立,他们分别居“界”与“佛界”,佛须“摧伏众”、“以破诸”(见《首楞严三昧经》鸠罗什译):“三际”理论十分契合弥勒观念的三世论:“初际”、“中际”、“后际”可以正好附会青燃灯古佛(过去),红释伽牟尼(现在),白弥勒佛(将来),而宇宙的终极目标,明教声称的光明世界,被普遍认为即弥勒佛所居信的兜率(佛教教义中六天中第四天界)。另外,尼教的光明之国有时也被附会成弥陀净土观念的“安养极乐国”(或讹传为“安国”)。尼教后来也合于禅宗,《尼教残经》有明使十二明王宝树的说法,与达栽菩提的禅宗传说十分近似,因为禅宗为上层知识分所喜好,尼教也想借此跻其中。需要指的是,尼教与弥勒净土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上文已经指的几以外,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据:武则天695年自称弥勒佛化,并以此名义建立和统治周朝(690-705),其伪造的经典名为《大云经》,并诏令全国各地建立大云寺庙。上文已提及,806年回鹘唐,长安建立的尼寺庙为“大云光明寺”,恐怕这名称上的雷同不仅仅是巧合。究其原因,尼教在中土传播时,正是中土弥勒净土大行其之时。以尼教官方传的唐朝为例,许多僧(如玄奘、窥基师徒),文人(如白居易)都是弥勒信徒,尼教攀附其中是自然而然的,以至尼弥勒的角合二为一了。

中土,尼教也和本土宗教教逐渐溶合。“三际”观教三清的概念中(查一查三清名讳)。当然尼教与教关系最重要的证还数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佚失已久的《老化胡经》之一的《老西升化胡经》讲述老尼的情况:“我乘自然光明气,从真寂境飞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为太,舍家,号末尼,转大法,说经诫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及幽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像,衣彩自然,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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