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中描述了十二世纪在浙江和福建一带行的“教”，对其教义，仪式都略有描写。其实他描写的正是明教。这已足够证明明教被指成“教”这一现象并不罕见。再加上明教徒供奉的“先意佛”、“夷数佛”画象都是西亚或中亚人，非常不容于一些中国正统人士，便认为他们崇拜王。官方人士对于行于民间的诸宗教教派并不详加甄别，难免张冠李，他们对于行动诡异，不荤酒的各个教派，都污蔑为“吃菜事”，其中也包括明教。

虽然明教在宋元之际始终无法发扬光大，只能在少数地区发展传，但并不意味着明教完全不为官方容许。相反，在这些时期中的大时间内，明教仍然拥有合法地位。尤其在元朝，蒙古朝廷对于中国本土及外来的各个宗教都采取容忍和保护的立场。这个时期的明教，已经相当“华化”。蒙古统治者一视同仁加以理。这一中国史书很少提及，但西方却有史料加以佐证。1951年学者l.olschki发表“manichaeism，buddhismandchristianityinmarcopolo‘schina”一文，引用了一段1928年拉丁文抄本《可波罗游记》（2milione）以住不曾公开的一段记载：可波罗在福州访问过一伙与世无争的教徒，他们不信奉基督教，不事火，不是偶像崇拜者（即佛教徒），也不崇拜穆罕默德，人们不知他们所属何教，可波罗对他们行访问，并参观他们的画、经卷后，判定为基督教并建议他们北上向忽必烈争取合法地们。终在他们的一番努力下，大汗允许他们归于基督教辖。olschki认为他们就是尼教徒。凑巧的是，五十年代中国学者吴文良和庄为玑在泉州发现了一块元代墓碑，其中的汉文分如下：“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里哈昔牙。

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贴迷答扫等，泣血谨志。“此碑由英国学者刘南及其夫人朱迪思（judith）解读，认为里哈者牙为叙利亚语marihasia音译，意为最尊敬的，里失里门为人名，阿必思古八是主教，也里可温是景教（秦教）。全文为”献给江南诸路的明教，景教的领者，最尊敬的基督教主教里失里门。“此碑的记载与《可波罗游记》正好互相印证，足以说明明教在元代完全合法存在，完全不是想像中那样心怀不满秘密结社。经常有研究者以《元史。刑法志》中关于禁止”白衣善友“活动来论证元代也曾禁止明教活动，但纵观其整段刑法条文，不难发现，《刑法志》中所禁止的主要是那些秘密结社民间，假托佛，伪造经文的一些民间宗教，这些宗教有很的反抗，并且组织能力较，严重危及元廷统治，事实上正是这些团组织，最终挑起元末农民战争。至于”白衣善友“一名，王见川在《从尼教到明教》一书中解释颇为切中要害，他认为”白衣“指在家佛教徒，相对于缁衣，并非指白衣服，”善友“指教友。由此可见，”白衣善友“不是特指明教徒。

元代明教的合法地位，使其和中国民间宗教，尤其是最终起事的弥勒教派有着很大的距离。并且明教中土以来，虽然现的面目经常变化，不断依附佛各教，但其最基本教义和修行方式却始终如一。前文提到的《竹西楼记》记载“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邻国中土，瓯闽人多奉之，其徒斋戒持律颇严谨，日一昼夜七时咏拜。”明教这一保持本的能力，自始至终，所以它不可能在整上与民间弥勒等教混和。而且明教徒的行为和思想观念一直是内敛的。

[编辑本段]

三、小说中的明教

金庸笔下的明教，先是被人称为“教”，因为他们长期受到朝廷压抑，行事不免诡秘，江湖中人对其知之甚少，故视之为“”；因为他们的志向是在行善去恶，拯救世人，决对抗朝廷，和一般江湖门派梦寐以求的首先是称雄江湖、对朝廷主要是不合作的态度不同，他们的志趣、行为自然与一般江湖有异，故被视之为“”；又因他们久受压抑，行事不免乖张，气氛不免神秘，与一般江湖格格不，甚至多造杀孽、多有得罪，故被视之为“”；再加上朝廷和有些坏人从中挑唆、破坏；再加上教内手如云，惹得江湖中人心中嫉妒（如峨眉灭绝师太便有此嫌疑）等等；他们的名声便完全被江湖中人传坏了。所以，明教随即遭到了江湖六大“名门正派”——少林、武当、峨眉、华山、昆仑、崆峒的围攻。到这时，明教总坛光明手尽皆遭成昆暗算负伤，无力抵抗，面临毁灭之时，人们才逐渐开始认识到明教的真面目。金庸在这里有一段很彩的描写：

当此之际，明教和天鹰教教众俱知今日大数己尽，众教徒一齐挣扎爬起，除了受重伤无法动弹者之外，各人盘膝而坐，双手十指张开，举在前，作火焰飞腾之状，跟着杨逍念诵明教的经文：“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明教自杨逍、韦一笑、说不得诸人以下，天鹰教自李天垣以下，直至厨工仗役，个个神态庄严，丝毫不以死教灭为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