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茶馆演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票友。在我看来，票友是一个很神圣的词。我认识的票友里，有大学教授，有著名学者，有社会名，有帝王孙———在清代，亲王郡王开票房者大有人在。不过人家都是唱昆曲，唱八角鼓，相声票友似乎是没有。相声在过去实在是太卑微，太俗的一“玩意儿”。我幼年与师兄玥波闲聊，言：你们是说相声的，我是八角鼓票友。言下之意我比你们太多。招得一群师兄弟白相加。

曾经与一个北大的死党吃饭，说到了毕业这些年的变化。我说：真想元旦的凌晨回学校，站在枫岛上，看午夜十二未名湖上的人声鼎沸：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在冰面上拉成大圈，转啊转的。不远的小山上传来校景亭的钟声，新的一年就这么快地开始了。

后来我在德云社演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艺人。在我看来，艺人是一很奇怪的人。他们一方面看透世情，演绎着人间的无数悲离合，一方面又是社会底层，为着自己的衣奔忙劳碌。我们在大栅栏里演时，人少得可怜。这个剧场是清代延用到民国又翻修的剧场，当年的观众早都已经随着旧戏院的拆除而烟消云散。有一天晚上，天降大雪，灯昏路暗，整条街上的买卖铺都关了张，街上几乎没什么人。我跟德纲带着几个孩，加上我六十多岁的师父，打着板在街上招徕生意。剧场的门脸儿隐在一大堆金字招牌后边，几乎看不见。就是那些风云一时的金字招牌也都早已经黯然失，何况这个小小的剧场。雪打在脸上，我们一边打着板，一边相互取笑，寻着开心，忽地觉得这已经不是二十一世纪的北京，而是民国时期的北平，我们就是无米无钱的艺人，在纷飞的雪里，讨生活。这和我心里艺人的生活是一样的。

红狗·德云社·自由主义及其他（5）

懂了吧。

我不知我是什么时候变成艺人的，这是一心理上的转变，很难说明确切时间，就像我不知我是什么时候从文人变成商人的一样。

之所以提及这个，是因为正好这个矛盾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矛盾异曲同工，那个矛盾是：我们的目的是快乐的，但是我们达到快乐的途径往往是不快乐的。

此时的我

下的时候，看见了真正想让他们看见的东西，他们就会明白，建筑啊，金钱啊，无非是让他们到这里来的途径而已。

如果你非说不懂，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你，其实我也没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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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我数年寒窗苦读，不问世事的时候，玥波兄在茶馆给德纲捧了两年的哏，也说了两年的单。等我考上大学，再去找他们玩的时候，他已经隐然是同侪之长，无论从“份儿”还是“玩意儿”，都力压群雄。当然，说力压群雄是为了好听，当时的群雄都是十几岁的孩，不过这应该是几乎所有北京相声的后备力量了。他那时候的平突飞猛，我已经难望其项背。台上效果一差，自然觉不。演完他请我吃炒肝，顺便聊天。北京的夜晚另有一景象，不像广州那霓虹闪烁，也不像小城市那默然萧索，尤其在秋风一起的时候，总是有一繁华落尽的平和。就如同名优老去，平淡怡然。而举手投足之间，无不隐隐然带当年舞榭歌台的风华贵之态。就在这么一时光里，我和玥波兄在某个路的一张小油桌旁边，坐在北京的夜里，对吃炒肝。当年我们同为十八岁，但是行业的积习已经影响的他和我———主要是他，其次是我———成了艺人。旧日的艺人夜里从园里回来，都是在这小摊上吃夜宵。他吃完面前那一小碗，嘴，带得一丝得意说：我们是说相声的，您是八角鼓票友，只不过在这个舞台经验上呢，咱们现在比您儿……